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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故保险金条款无效会导致分红型人寿保险合同整体无效吗?

归档日期:08-15       文本归类:整体失效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在郭某与刘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刘某未经郭某同意,以郭某为被保险人向保险公司投保了分红型人寿保险,保险合同约定被保险人是持续保险金、特别保险金以及生存保险金的领取者,而投保人是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以及红利领取人。截至郭某与刘某起诉时,刘某已交纳两期保险费共计10万元。郭某与刘某认为合同签订以及保险金额均未经过被保险人郭某同意和认可,且投保单上被保险人的签名是业务员冒签的,遂请求法院认定保险合同无效并返还10万元保险费及相应利息。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分红型人寿保险的各保险责任均以被保险人的寿命状况为确定依据,相互之间具有关联性,并且可能导致投保人难以实现利益平衡。法院最终认定本案保险合同整体无效,保险公司返还郭某与刘某已交纳的保险费10万元。本案收录在《人民司法·案例》2014年第20期,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徐文文法官对保险合同整体无效与部分无效的认定规则作出分析,特推送如下:

  在两原告郭某与刘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刘某未经郭某同意,向被告某人寿保险上海公司投保以郭某为被保险人的“财富人生B款终身年金保险(分红型)”人寿保险。被告同意承保后签发保险单,保险单载明,保险期间为终身,交费期间为10年,交费方式为年缴,期交保险费5万元,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以及红利领取人均为刘某,合同成立日为2012年2月24日,生效日为2012年2月25日,保险金额为78750元;本合同的保险责任包括:(1)持续保险金,即在约定的本合同的缴费期间内,被保险人在每一个本合同的生效对应日生存,保险人按保险单上载明的本合同的保险费的2%向生存保险金受益人给付持续保险金,如保险人选择一次性交纳保险费,保险人将不向生存保险金受益人给付持续保险金;(2)特别保险金,即在投保人每交满5年保险费后的首个本合同的年生效对应日被保险人生存,保险人按保险单上载明的本合同的保险费的50%向生存保险金受益人给付特别保险金,如保险人选择一次性交纳保险费,保险人将不向生存保险金受益人给付特别保险金;(3)生存保险金,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被保险人年满60周岁后的首个本合同的年生效对应日(不含该日)前,被保险人在每一个本合同的年生效对应日生存,保险人按保险金额的10%向生存保险金受益人给付生存保险金;(4)身故保险金,被保险人在年满18周岁(含该日)至年满60周岁后的首个本合同的年生效对应日(不含该日)之间身故,身故保险金的数额等于投保人已缴纳的累计保险费数额的110%。该保险合同条款中还载明,除另有指定外,生存保险金受益人为被保险人本人;本合同为分红保险合同,在每一个保单年度,如果本合同有效,保险人将根据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状况决定是否向投保人进行红利分配,如果有红利分配,保险人将在保单红利派发日(本合同生效日在每年的对应日,如果当月无对应的同一日,则以该月最后一日作为对应日)根据保险监管机关的规定确定向投保人分配的红利金额;选择现金领取方式的,可以在保单红利派发日领取红利,如果投保人未能在保单红利派发日领取,红利留存在保险公司期间不产生利息。截至两原告起诉时,刘某已向被告交纳两期保险费共计10万元,但未曾领取过系争合同约定的红利,郭某亦未曾向被告领取持续保险金、生存保险金等生存类保险金。经鉴定,个人寿险投保单上需检的“郭某”签名字迹不是郭某所写。

  两原告认为,系争合同是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保险合同,合同签订以及保险金额均未经过被保险人郭某的同意和认可,且投保单上被保险人的签名是被告业务员冒签的,遂诉至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1.确认原告刘某与被告签订的保险单号码为06197671的“财富人生B款终身年金保险(分红型)”保险合同无效;2.被告向原告刘某返还两期保险费人民币10万元,并支付以5万元为本金、以每次交付保险费之日为起算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借款利率计算至返还完毕之日止的利息(至起诉时暂定为1万元);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刘某提出保险要求,经被告同意承保,系争保险合同成立。依法成立的保险合同,本应自成立时生效,但保险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以被保险人死亡为保险金给付条件的保险合同,未经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合同无效。系争保险合同是终身年金分红型保险,以被保险人郭某的寿命为保险标的,其中身故保险金保险责任以被保险人郭某身故为保险金给付条件。经原告和被告认可的鉴定意见证实,系争保险合同投保单上被保险人签名并非原告郭某的字迹,被告亦无其他证据证明系争保险合同经过原告郭某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故该合同中的身故保险金约定当属无效。那么,系争保险合同是否应被认定整体无效?

  对于人身保险合同的效力问题,保险法规定依法成立的保险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又同时规定了若干阻却合同生效的情形,一如本案所涉及的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该款所指的“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其实质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投保人以他人为被保险人,或者说以他人之生命或身体为保险标的;其二,保险事故之性质为被保险人之死亡,或者说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保险金之条件;其三,范围涵盖人寿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及健康保险三大人身保险的死亡给付情形,并非仅指人寿保险中的死亡给付即俗称的“死亡保险合同”。可见,死亡给付即身故保险金保险责任可能存在于任何一款保险合同中,若该约定因欠缺被保险人同意要件而被认定无效,对于合同的其他部分效力应如何认定,审判实践中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保险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已明确规定此情况下合同无效,那么只要合同中含有身故保险金给付条款,且无证据证明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为其投保并认可身故保险金额时,保险合同应认定为整体无效;另一种观点认为,由于保险法及其司法解释并未明确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是指合同整体还是仅指约定身故保险金的条款,合同无效是指合同整体无效还是仅身故保险金约定条款无效,若未经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身故保险金给付条款当然无效,但合同的其他约定并不当然无效,在保险合同项下的其他保险责任与身故保险金给付保险责任之间具有可分性即满足合同部分无效的认定条件时,可以认定保险合同部分无效部分有效。

  无效合同是最典型的违反生效要件的合同,保险合同纠纷审判实践中,确认合同无效之诉较为常见。然而,当合同条款出现了合同法以及专门法所规定的无效情形时,合同并非当然的应被认定全部无效。合同法在规定合同无效情形的同时,亦明确规定了合同部分无效的情形。究其立法本意,合同部分无效规则旨在最大限度地保留合同效力,进而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因此准确把握合同整体无效与部分无效的认定规则,是审判权对私法自治进行恰当干预的必然要求。

  我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作为合同部分无效认定规则,上述规定并未指明“不影响其他部分的”效力实践中该如何把握,而法律与司法解释也尚未作出明确规定。笔者认为,确立合同部分无效,应当符合以下要件:其一,合同必须是一个单一的合同而不应当构成数个合同,否则就是合同分别无效而不是部分无效的问题; 其二,合同内容具有可分性,即将无效部分分离出来,还能够使一项可以想象为有效的行为继续存在,而且这项行为不得与当事人的愿望相违背,也就是说,合同表面上是一个行为,实质上是由若干行为组成,或在内容上可以分为若干部分;其三,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的效力,即有效部分和无效部分可以独立存在并不相互牵连,一部分无效并不影响另一部分的效力,无效部分被确认无效后,有效部分继续有效;其四,除去无效的合同部分,不影响合同目的的实现、不违背交易习惯、不违反诚实信用与公平原则,且当事人仍将愿意从事剩余部分行为。含有违反法定生效要件的合同,若同时满足上述四个要件的,可以确认部分无效而其他部分继续有效;若不具备上述要件之任一者,换言之,当单一合同的内容具有不可分性,或者无效部分与有效部分之间具有牵连关系,或者确认部分无效将会影响行为的目的、交易习惯、公平合理,或者当事人不会愿意继续履行去除了无效部分的合同,则合同应被宣告整体无效。

  根据保险法的规定,人身保险的业务范畴包括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保险等业务。保险展业过程中所销售的保险产品既可以是格式化、标准化的,也可以是个性化、定制化的。前者如本案系争的“财富人生B 款终身年金保险(分红型)”、各保险公司销售的意外伤害保险,后者如保险公司与特定投保单位签订的团体人身保险合同。作为人身保险合同效力的确认规则之一,保险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将经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作为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的法定生效要件,违反该要件的后果是合同无效。该条款的立法本意是防范投保人为谋求高额的身故保险金而作出对被保险人不利行为的道德风险,是对保险合同效力的法定保障,但若该条款适用不当,则会使本应被认定为部分无效的合同被认定为整体无效,造成审判权对当事人意思自治过度干预的后果。

  保险法及其司法解释并未明确规定违反该项生效要件的后果是认定合同整体无效还是部分无效,这为适法统一带来了一定的障碍。目前,只有保监会《关于对保险法有关条款含义请示的批复》(保监复[1999]154号)明确了保险合同部分无效的确认规则,即若综合性人身保险合同因死亡给付部分未经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金额,该合同死亡给付部分无效。

  笔者认为,该批复的规定正是前述合同整体无效与部分无效认定的一般性规则在人身保险合同效力认定方面的具体适用,即根据所争议的保险合同中的保险责任是否具备综合性以及保险责任相互之间是否实质性独立来判断人身保险合同能否被认定部分无效。实践中,需要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保险合同不因附有多则保险条款而被否定其单一性。保险条款是保险合同的组成部分,是对保险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明确与细化,当一份保险合同附有多个保险条款但其合同当事人及保险标的唯一确定时,应认定该合同具有单一性。

  第二,保险合同的可分性要求同一保险合同中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保险责任,如同时包含残疾、身故、疾病、医疗费用等保险责任,才可称之为综合性人身保险。保险实务中,团体人身保险合同是综合性人身保险的典型代表,它是以“团体内之所有在册人员共同为被保险人,雇主或团体负责人是投保人,约定于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限内发生的保险事故致死或致残,或者期限届满生存时,保险人负给付保险金之义务的一种人身保险合同”,其通常还含有疾病、医疗等保险责任,附有多个保险条款。

  第三,保险责任之间相互独立,并无牵连,且保险责任之间的独立是实质性的而非形式上的。对于实质性独立标准的把握,一是不以保险格式条款为区分标准,例如,各保险公司普遍以意外伤害保险条款下的同一保险金额度承保意外残疾与意外身故保险责任,但该两种保险责任并非同类保险责任,相互之间具有独立性,故确认意外身故保障条款无效并不影响受益人依据意外残疾保障条款获得赔付;二是不以保险责任名称为区分标准,例如,本案系争的保险合同项下有持续保险金、特别保险金、生存保险金以及身故保险金四种保险责任,虽然各保险金的领取条件不同,但应当注意到,前三项保险责任的承担均以被保险人在特定时期内生存为前提,而生存与死亡既是相互对立的又是相互关联的。从这种意义上讲,前三种生存类保险金与身故保险金之间不具有实质性的独立关系,这也是本案最终确定合同整体无效的重要理由之一。

  第四,确认合同部分无效应不影响保险公司依据有效部分获得收益,不影响受益人在发生有效部分约定的保险事故时获得保险金给付,不必然导致合同目的落空,亦不应违反交易习惯与公平合理原则。

  人寿保险具有保障性、储蓄型以及分红和投资性,是保险公司积聚巨额保险资金的有效途径。本案所系争的是以“财富人生B款终身年金保险(分红型)”是典型的分红型人寿保险合同,被保险人是持续保险金、特别保险金以及生存保险金的领取者,而投保人是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以及红利领取人。从表面上看,系争保险合同中各保险责任以及红利领取互不相关,合同具有综合性特征,细究之下则不然。首先,该合同项下保险费金额与交费期间、保险期间、各类保险责任以及保单红利均以被保险人郭某的寿命状况为确定依据,相互之间具有关联性,被保险人的生存状况直接影响到各保险责任的承担,各保险责任之间不具有实质性的独立关系;其次,身故保险金作为投保人获得保障的主要途径,若其被确认无效而合同其他部分有效,遇到合同生效后短时期内被保险人死亡的情况,受益人无法获赔身故保险金,而被保险人所领取的生存类保险金及投保人所领取的分红总额与所支付的保险费相比难以实现平衡更谈不上获得收益,这显然与投保人的投保初衷相违背;最后,人寿保险的保险费是根据保险精算标准综合计算得出,在各保险责任欠缺实质性的独立要件的情况下,在确认身故保险金约定无效而合同其他部分继续有效之后,难以对因合同部分无效而导致的相关后果做出妥善处理。综合以上因素,系争分红型人寿保险合同并不具备可予确认部分无效部分有效的条件,法院最终认定合同整体无效,被告应返还原告刘某已缴纳的两期保险费共计10万元;由于原告刘某未征得原告郭某的同意即与被告签订系争保险合同,对造成合同无效亦存在过错,故对两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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