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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瞿骏: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一叶知秋”

归档日期:06-01       文本归类:正体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2019年5月24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瞿骏做客华中师范大学“20世纪中国革命”沙龙第二十五回,开展了一场题为“如何‘一叶知秋’——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的讲座,从史料的“重读”、上层史和下层史的沟通以及现代中国研究的“共同问题”这三点出发,分享了自己对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一些思考。讲座由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彭剑担任学术主持,于华中师范大学逸夫会议中心二楼会议室举行。

  瞿骏从历史的“记住”和“遗忘”出发,提出历史学如果不能够忘记,就不能够记住的观点。在他看来,不管是用文字、图像或是其他方式所呈现的历史,都是一个从无限走向有限的过程。瞿骏认为,今天的史料爆炸常常会使得研究者们忘记他们所见的史料只是无数参天大树中的一片树叶,甚至这一说法还高估了目前留存的可供大家阅读、研究、讨论的史料的比例。从此假设出发,瞿骏引出了自己的题目,即对于历史学而言,如何一叶知秋,如何通过这些极度有限的史料,还原、想象历史。

  要还原怎样的历史?历史学常常提到真实,在瞿骏看来有两种真实,一种是细节真实,一种是情境真实。比如“如何记录一场会议的历史?”如果说有一百台摄像机,全方位无死角地对准这个会议室来拍,一连拍七天,那么某种意义上来说其所摄录应该关于这间会议室的历时性的、最事无巨细的记录。但这也带来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处理这冗长、无趣的历史素材,一个是这一百台相机所拍摄的画面真的是关于这个会议室事无巨细的记录吗?前者是对研究者本身提出的挑战,瞿骏分享了自己连看七部哈利波特、三部加长版魔戒后精疲力竭的经历。关于后一个问题,瞿骏则表示这一百台摄像机所拍摄的素材应当被看作全知视角下的单一历史记录,应加上踏入这间会议室的老师、同学的所见所闻,才是相对比较接近于对这间会议室的事无巨细的历史纪录。做到这步还不够,历史的真实还有另一种,可以称之为情境的真实,譬如司马迁在《史记》中对鸿门宴的细节描写,又如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的全景式描写。在这种意义上来说,后现代史家所认为的史学和文学没有区别正体现在这里。更极端地说,有时文学家比史学家更为厉害,可以做到胸中有沟壑万千,笔下亦有景色万千。瞿骏在此处还举了大数据历史研究的例子,他指出,有时不是数据越多越真实,恰恰是数据越少越真实,数据越多可能越将你引向歧途。情境的真实不完全依靠数据,更多联系的是史学的想象力,即通过一片叶子来想象整个森林的能力。

  在这两种历史的真实下,瞿骏以为,对于材料和历史研究之间的关系连带着也应该重新思考。今天常常把一些难以研究的问题归结于材料不够。古代史当然会有很多这样的问题,但放到中国近现代史,材料是很多的。研究者更要直面人生有涯而材料无涯的困境。在瞿骏看来,材料不够和材料太多这两种困境都是史学家要处理和思考的。此外,瞿骏还提到关于历史作品好坏的评价问题,并提出两个重要的评价标准:像和深。像指的是能最大程度接近历史现场、历史人物,深指的是在不同历史情境下所能实现的对历史研究的更深层次的理解和选择。

  在论述过这些基本点之后,瞿骏重点谈了三个问题,分别是史料重读的方法、上层史与下层史如何沟通和现代中国研究的“共同问题”。

  过去对思想史的研究,常有这样的误解,会认为文言文、外语不太过关,研究不了古代史和世界史,便去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在瞿骏看来,这是对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极大的误解。当下的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的新趋向就是将其放在全球史的视野中,放在与全球接触与互动的范围中来研究。瞿骏引了他的导师许纪霖教授的说法,即近现代史的研究是一个基于古今中西十字架上的最困难的研究,再加上罗志田老师提出的“满汉”二字,就基本概括了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内容。同时,今天的思想史研究也早已不是依靠一两套思想者全集打天下的时代了。

  瞿骏以“花盆”、“苗圃”、“原先的土壤”与“文章”、“全集”、“报刊”、“手稿”等做比,指出要将材料放回历史现场,尽可能追溯它曾经的形态、环境。这样的工作量大抵就能占据一个史学家全部的学术生命了,但每完成一篇文章的“移植”工作,就是对于学术的坚实推进。与“移植”工作几乎可以同时进行的工作,便是在书报、手稿的折痕、签章、批注等痕迹中,寻找抽象文字、抽象思想之外的“具体方面”和“实际人生”。用钱穆的话说便是:“其具体方面、实际人生,则毁弃更易,追究无从”,这也是许多著名学者都一再强调过的要关注史料的形成过程。瞿骏谈到袁一丹教授正在做的工作,袁老师目前正致力于在国图搜集苦雨斋藏书(周作人藏书)。这些书如鱼入大海般散布在国图的藏书库里,而袁一丹老师在做的则是一本本将它们找出来。然后通过这些书上的各种题记、钤印、随记来一步步重建周作人的阅读世界。瞿骏还提醒大家要注意五四时人的阅读方式,他们常常是在“有了上顿没有下顿”的情况下阅读各类报刊的,而我们今天则可以用数据库完整检索。

  当下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还极其强调档案,越原始的档案当然越能帮助我们接近史料最初的“土壤”。瞿骏将历史学研究比作从种麦子到做面包的全过程,这和自然科学研究者从面粉到面包的研究全然不同,过去历史研究者所阅读的二手文献、史料,今天的研究者也要从头读起。基于这一特点,他认为要注重档案与已出版史料之间的互动关系,借以加快从麦子到面包的过程。他举了近代史研究非常重要的一套资料集——《中国近现代史资料丛刊》,提出要对其进行新的思考,探究其形成的具体过程,包括如何寻找史料,如何删选史料,如何编排史料。

  在讲座开始,瞿骏就对上层和下层的这一区分做了解释。他认为这一区分未必全对,但在讨论问题时,可暂且一用。他首先讨论的,便是上层史对下层史的影响问题。以戊戌变法史为例,最新的关于戊戌变法在四川的历史研究,展示了在四川这一地方社会戊戌变法和戊戌政变由于信息传递的延迟等原因而被叠加的情况。这当然是精彩的研究,但瞿骏也指出,做地方的研究,绝不能仅依靠地方文献。戊戌变法在地方层面上的信息传播、传导流变、历史记忆的形成等等课题,都应该再加上黄彰健、茅海建老师关于中央层面的扎实研究,上下参照。下层不应该被孤立地研究,而要是把它放到历史关节点处的被动、联动与互动的过程中去,以揭示历史运动的机制。

  在瞿骏看来,下层是可能影响上层的,但这种影响建立在两个预设之上。第一个预设是对上层人物形象的构建。这些重要人物在过去的研究中常被想象成无所不知的人物,但却忽视了他们作为“人”的面向。他们有自己的性情,亦处在各种客观的限制中。第二个预设则是对这种影响的认识。这种影响可以用梁启超所说的“互缘”来解释,瞿骏引用了大热电影《唐人街探案2》中的一句著名台词来解释这一抽象概念,台词源自尼采,当你在凝视深渊时,深渊中也有异物在凝视着你。历史中的影响绝非“推人人倒”的简单反馈,更多是表现出“铜山崩,洛钟应”这样的效果。像胡适、罗家伦这样的大人物处在1919年的时代风潮里,他们怎样从下层获得对五四的认识,又做出怎样的关键性决定,对五四运动的全国性进展产生了怎样重要的影响,便是这样的一种“互缘”。

  在上层和下层之间的一层一层的历史里,历史工作者有无数的题目可以做。在瞿骏看来,倘若能够选择与自己性情相近、有过相似的生命体验的人物来做是较为相宜的,就好比要去理解“暴得大名”后胡适的心态,大抵最好是要有相似的人生体验。同时,历史工作者也要时常警惕研究中自我价值的偏见,保持价值的多方位。

  在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中,有无数的材料,也有无数的空白,也就有无数的题目可以做。但在追寻史学潮流的过程中,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似乎渐渐失去了“共同问题”。瞿骏提出要寻找现代中国研究的“共同问题”。这一寻找并非强求,也不是为寻找而寻找。瞿骏引用了复旦大学中古史研究专家仇鹿鸣老师的观点,强调仇老师说:“学术文章是在学术生产体制里面的,无论是结论还是史料、出处,都应该是经得起复核的”,指出失去“共同问题”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会出现复核极难的情况。

  在中国近现代史中,是存在一些像“洪秀全的胡子”这样看似琐碎,其实重要的题目的,瞿骏提出找寻“共同问题”,既要总结这些题目,也要在新的研究方法,研究视角下思考如何旧题新作。第一个问题是当时的一批重要人物,包括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孙中山、胡适、陈独秀等人。第二个问题是重大的历史节点,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为例,有八个时人眼中的近代史重大问题,包括太平天国、捻军、回民起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瞿骏分享了自己研究的五四运动的感受,指出对这些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仍然存在很大空间。第三个问题是关于一些现代基础常识的研究,包括国家、社会、民主、殖民等等研究,这些基础常识可做概念的考辨,更要注意到罗志田老师所言的“名相的模棱”的问题。第四个问题是20世纪的中国革命。关于中国革命,王奇生老师指出“中国革命是一场连续的、复合的、递进的革命,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共产革命是相互衔接、演进的三个阶段”,章开沅先生提出“前后三百年看”辛亥革命,陈旭麓先生在八十年代的历史研究中则谈到:要把五四运动看作前面继承辛亥革命,后面带来了国民革命,要在这一连串变动中来定义、研究五四。第五个问题是关于“传统”的问题,瞿骏认为历史研究者要阅读前人的精彩研究,更应如罗志田老师所言,在对经典的认知上要努力补课,以求在做历史研究时更贴近时人的生活世界,不至于犯一些基础性的常识错误。

  讲座的最后,瞿骏引用王汎森老师关于史学发展的话,又指出葛兆光老师对于中国思想史研究价值的肯定,以此说明在今日之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研究有其社会历史的根源,亦有与当下对话的价值。历史研究者在“一叶知秋”的时候,要尽量抓住这些叶子中最重要的那几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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